47人案判刑半個月後，律政司近日決定不作刑期上訴，實屬意料中事，特別是有媒體早已宣稱，政府高層沒所謂「目標刑期」，如今看來有可能是借傳媒「放風」，觀察坊間反應。作為主張上訴的時評員，不上訴固然讓人失望，只是誠如之前的文章所言，由控方最初以本地法例的串謀罪提告47人一刻開始，被告有《港區國安法》第31條三個情形才可獲得減刑的規定，已不適用於本案。撇除認罪之外的其他雜七雜八減刑理由，則是法官在行使量刑酌情權，即使上訴成功，也只會讓被告們少了幾個月減刑。
換言之，只要認罪刑期扣減仍適用於本地訂立的國安相關法例，量刑酌情權又繼續在法官手上，加上國安法律沒有嚴格的量刑準則之下，上訴得不得直，刑期變化也未必很大，除非控方提出刑期上訴，再由國安委訂立一套港區及本地國安法律的量刑準則，藉此驅使上訴庭必須按此準則處理本案。當然，現在律政司已經選擇不上訴，但當局若是依然認為，港區及本地國安法律缺乏量刑準則的話，其實仍可由國安委制定和頒布。
畢竟誠如過去的文章所言，「推進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建設」，是《港區國安法》第14（2）條賦予國安委的權力，即使沒有任何案件在審理，國安委依舊可以此制定《港區國安法》、《維護國安條例》以及本地其他涉及維護國安法例的量刑準則。比起控方就47人案提出刑期上訴之後再頒布，國安委在判決後再訂量刑準則，觀感上更加好，至少不會被人做文章，指國安委制定的準則，是用作針對47人案的被告。
然而，由於《基本法》確保原有的普通法制度得以保留，本地的司法和法律界，乃至本地檢控機關的主要成員，多數都是由港英時代平穩過渡，他們能否接受法官不再獨享量刑酌情權？即使他們贊成國安法律應訂立量刑準則，但準則若是由國安委，而非本地法官，或者是本地法官組成的量刑委員會制定的話，他們又能否接受乎？須知道，法律界作為西方存在了幾百年的行業，有着極強的保護同業意識，加上專精於法律，總能弄出一些貌似冠冕堂皇的法律依據。
最易拿來反對的理由，便是所謂的司法獨立。事實上，量刑缺乏準則的問題，不是今天才湧現，47人案只是問題的再一次顯現，過去也有人建議政府成立量刑委員會，卻被指損害司法獨立，其理據則是量刑乃審判過程中的一環，在《基本法》第85條保障法官獨立進行審判的規定下，應被視為法官專屬權力，不受任何干涉。如此一來，雖說《港區國安法》第14條訂明，國安委作出的决定「不受司法覆核」，但也難保有人會指此舉「損害司法獨立」，繼而被境外媒體加以炒作。
另一方面，即使國安委不怕有人將配合境外媒體的炒作，堅持依法頒布量刑準則，國安犯應否獲得認罪減刑，檢控機關乃至香港整個建制，似乎都未有共識。事實上，在《港區國安法》實施之初，控方根本未有懷疑過認罪減刑不適用於國安法案件，即使在「呂世瑜案」初審之時，控方也只是質疑認罪減刑後的最終刑期，不能低於《港區國安法》的法定最低刑期，直到被告提出刑期上訴，控方才指出被告只能有《港區國安法》第31條所述及的三個情形，才可獲得減刑，最終被上訴庭和終審庭接納。
由此可見，在47人案被起訴之時，由於呂世瑜案尚未上訴，控方當時可能仍是錯誤地認為，用《港區國安法》或者用本地串謀罪提告，被告們都能獲得認罪減刑，意味着47人案今日的判刑結果，實乃源自控方早期忽略了《港區國安法》第31條和第45條的規定。耐人尋味的是，今年初為《基本法》第23條展開本地立法之時，「呂世瑜案」已有終審判決，但是當局卻沒在《維護國安條例》中仿效《港區國安法》，訂明任何法定減刑情節，亦沒訂明認罪減刑不適用於《維護國安條例》的案件。
我們可以因此推論，「吳文南案」中的認罪減刑準則，繼續適用於《維護國安條例》和其他涉及本地法例的國安案件，要不是當局疏忽留下來的漏洞，要不是有意為之。若是前者的話，可以在國安委頒布準則時加入，又或者是直接修例，但若是本地相關當局有意而又不予正視的話，將來有人出賣國家機密，認罪後只判兩、三個月，乃至判緩刑或者社會服務令之時，便不要怪在法官頭上了！
文：陳凱文
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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